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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城鄉差距和“三農”問題

編輯:王灃 來源:本站原創 發布時間:2014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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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來,城鄉差距問題一直就存在,只要把人分為城里和鄉下,這差距就是明顯的。城市里有著豐富的物質,更有著豐富的文化,去城里生活一直是很多農村人的夢想。城市,一直是統治階級的上層居住的地方,居住在城市的其他各個社會階層也或多或少享受到物質和文化上的便利。農村,曾經一直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時候,農民的一生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地里為自己尋找生存條件的單調的一生,當自己沒有土地而只能成為雇農或長工的時候,農民僅比犯人多一點自由。有一位農民曾經感慨地說:“城里的單位不會要傻子、瘋子,有些單位還不要殘疾人,那些傻子、瘋子就是坐在城里的街道上,也會被人趕走。但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個人,他都可以生活在農村”。

  新中國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農民成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與城里人平等的勞動者,全中國的農村成為一個大家一起勞動、生活的共同體。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城鄉差距是兩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差距,農村為城市提供著糧食、蔬菜和棉花等生活必須品,城市為農村提供著各種各樣的工業品,兩種生產和生活方式雖然緊密聯系,但誰也怨不得誰。城市的生活相對輕松、物質豐富、文化多樣、個人發展空間大,城鄉差距明顯存在,但那時的絕大多數城里人生活得也不怎么樣。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僅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也直接推動了城市的改革,推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那時起,農業、農村和農民就一直在推動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除過短暫的一個時期以外,除過少數一些地方以外,農業、農村和農民從發展中得到的回報卻太少、太慢。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為全社會貢獻出了豐富的糧食、蔬菜和棉花等,消除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后顧之憂;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批鄉鎮企業為全社會貢獻出了物美價廉的工業品;從90年代起,農民開始為城市提供用之不竭的廉價的勞動力;進入21世紀,為了城市的發展,農民貢獻出了自己的命根子――土地。在貢獻勞動力的同時,農民也貢獻出了未來――孩子,大批成年累月見不到父母、得不到應有的親情和教育的孩子!城鄉差距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中國的整個經濟就會健康發展,解決不好,不但經濟發展會遇到大問題,整個社會的穩定和未來也會出問題。

  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1986年,全國平均是1.6∶1,到2012年,全國31個省市區中,差距最大的上海是3.93∶1,最小的甘肅是2.06∶1,其中,有11個省市區的差距超過了3∶1。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顯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早在2005年,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名列其中。在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城鄉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我國的城鄉差距是全方位的,它還包括社會福利的差距、受教育情況的差距、社會競爭的差距、機遇多少的差距、生活穩定性的差距等。在農民的收入中,40%以上是實物收入,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要用于第二年的再生產,如果把醫療、教育、養老等福利算進去,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會更大。我國的一些農村和城市相比,最可怕的還不是金錢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而是生存環境的差距。曾經,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農村的自然環境都沒有遭受過太大的破壞,而最近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很多農村的自然環境就被破壞得面目全非。曾經流過村莊的清澈小河,現在要么早已經干涸,要么成了臭水溝;曾經地下幾米就有的干凈的地下水,現在得打幾十米深的井才能抽上來,而且水質被嚴重污染;曾經還算干凈的村莊,現在到處是成堆的工業垃圾;曾經寧靜的村落,現在被一些先富起來的人辦起來的工廠吵得讓人心煩意亂;曾經全村男女老幼一起生活的場景不見了,許多村子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一個個癌癥村、怪病村、空心村讓人心痛......

  誠然,大江南北的各省市區都有一些富裕村,但那些富裕村就像是稀飯鍋里的米粒,你不能說鍋里沒有米,但也絕對不能因為鍋里有幾粒米就說那是一鍋好吃的米飯。江蘇江陰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天津靜海的大邱莊等等,把這些起起落落的村子都算上,真正讓人欣慰的農村也沒有多少。其他好一些的,無非就是以前的城中村(嚴格說來,那不是農村),靠近大中城市依靠蔬菜種植和第三產業富裕起來的村子,或者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一些走向工業化的農村。多數地方的農村,和城市的差距還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東部一些地方的農村縱向和自己的過去相比,或者橫向和西部地區相比較,都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和相同地區的城市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較大的。

  太行山深處的河北省阜平縣距離北京只有300多公里,阜平歷史悠久,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就有人類居住,史料記載,“阜”為“興旺昌盛”之意,寄托了千百年來世世代代阜平人的美好愿望。阜平是當年晉察冀邊區政府所在地,曾經在那里戰斗生活過的聶榮臻元帥留下了“阜平不富,死不瞑目”的心愿,然而,直到2013年,老區的一些鄉親尚未擺脫貧困、生活還比較困難。2013年元旦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阜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考察扶貧開發工作。習近平考察的龍泉關鎮駱駝灣村608口人有428人為貧困人口,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900多元。村路兩邊,不少房子低矮破舊,石塊壘起的圍墻上,靠著一捆捆用來燒火取暖的秸稈,寒風吹來,“嘩嘩”作響。村民唐宗秀家,一張土炕占去半間屋子,炕上擺著一個取暖的火盆,余下半間,就放著兩個柜櫥和一張桌子。村民唐榮斌家,一臺21英寸彩電是唐榮斌家唯一的大家電。和西部的一些地區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山區農村相比,阜平縣駱駝灣村的條件還算是好的。2013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到甘肅定西、臨夏看望慰問各族干部群眾,定西、臨夏等地古來就有”瘠苦甲于天下”之稱,現在依然是連片特困地區。習近平繞過九曲十八彎,先后來到海拔2400多米的定西市渭源縣元古堆村和海拔1900多米的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布楞溝村,入戶看望老黨員和困難群眾。從電視新聞鏡頭中可以看到,那里山大溝深,道路陡峭,有的村莊所有房屋幾近原始,一些群眾的家里家徒四壁,家里唯一的電器竟然是一個電燈。

  最令人痛心的是教育。人們說“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知識和教育可以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甘肅多數地區的人們都把教育看作頭等大事,但教育卻一點也沒有改變當地的貧窮面貌。甘肅會寧縣是全國有名的狀元縣,會寧山大溝深、十年九旱,自然條件無法改變,能改變的只有自己。在貧窮的山溝里苦苦煎熬的會寧人,毫不猶豫地把考大學當做改變他們或者讓后輩出人頭地的唯一公平而光明的道路,于是,千萬個不同的家庭便上演著艱苦供子女上學的相同故事。自恢復高考制度的30年間,會寧縣已向全國輸送大中專學生近8萬人,平均每7.5戶有4.8名大學生。目前,會寧縣已經建成各級各類學校575所,在校學生已有15.5萬人,從學校質量來說,會寧這個國家重點扶植貧困縣已經成為西北教育大縣,西北高考狀元縣和博士之鄉由此聞名遐邇。然而,直到現在,距離省會蘭州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的會寧,依然是國家級貧困縣,依然是苦瘠甲天下。會寧的差距是一種讓人幾乎絕望的差距,發展教育是讓下一代脫離貧困的希望,但教育卻使會寧人付出所有的家產,然后為發達地區培養一批批優秀人才。

  阜平、定西、臨夏,還有貴州的一些山區縣,這都是由于自然條件極其惡劣而很難改變貧困面貌的一些極端的例子。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雖然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都要比這些地區好出許多,但城鄉差距卻是非常明顯。從生活條件來看,絕大多數的農民都已經住上了樓房,用上了摩托車和手機,有很多人還用上了空調、冰箱,少數人還開上了汽車,但人均一畝多地實在生產不出多少財富,農村越來越惡化的自然和生態環境使得年輕一代的農民一旦進城就再也不想回去。絕大多數的農民,收入就在自家的一兩畝地和院子里,地里種的,無非是小麥、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和蔬菜,或者是其他一些經濟作物。田地里的產出是有限的,以北方為例,即使每畝地年產1000斤小麥和1000斤玉米,其價值不過是2000多元,如果扣除人力和其他生產資料成本,生產糧食基本上沒有什么利潤。生產蔬菜和其他經濟作物,收益可能要好一些,但每畝地生產的價值一般最多也不超過8000到10000元,但如果遇到市場供大于求或者其他特殊情況,卻也可能血本無歸。農村的庭院經濟同樣很難讓農民有大的收益,一般小規模的養牛、養豬、養雞、養羊等只是農民的一種習慣,養一頭牛和兩頭豬對一個農戶來說,已經需要比較大的付出,但其能賣的錢也就幾千塊錢,因此,20世紀80年代那種農家后院有豬有雞的現象在21世紀的農村已經很少見。

  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高度重視,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問題的。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廢止《農業稅條例》,在我國歷史上曾經實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退出歷史舞臺。農民不再交公糧,國家按市場保護價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取消農業稅,農民的收入除去生產成本以外全是自己的純收入;對糧食生產進行補貼,從客觀上直接減輕了農民的生產成本。但是,這些所有的政策加在一些都抵消不了農業分散化經營的低效率和市場經濟沖擊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的沉重負擔。大白菜是一種在全國廣泛種植的蔬菜,一些地方畝產可以達到2萬斤,如果每斤的批發價達到5毛錢,每畝也許會有近萬元的產值,但實際上,大白菜的批發經常只有2毛或3毛錢,有時甚至只有1毛錢,把菜賣出去的收入甚至不夠支付雇傭人收獲的費用。2009年和2010年,大蒜的價格高得讓人們喊出了“蒜你狠”的網絡熱詞,但實際上,種植大蒜的農民并沒有掙到多少錢,掙錢的主要是一些中間商。人們都記住了“蒜你狠”,卻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大蒜的價格曾經只有1毛錢,“蒜你賤”使很多農民不得不把大蒜倒掉。北方農民的命根子是小麥和玉米,然而,幾十年來,這個命根子卻越來越不值錢。說起多年糧價變化,2008年時,一位經常倒騰糧食的糧食經紀人掐著手指頭算起了變化:“1990年剛承包耕地的時候,小麥價格是三毛九一斤,1995年價格達到頂點是八毛八一斤,隨后降下來,降到1998年六毛五一斤,2005年以來,小麥價格一直穩定在七毛至八毛之間。近20年間小麥價格才翻了一番,其他東西價格不知翻了多少倍。”5年之后的2013年,其他東西的價格又輪番上漲了好幾回,小麥的價格卻只有1塊多一點,上漲幅度只有20%多。糧食價格的每次風吹草動地上漲,都會引起食品類價格的上漲,20多年來,小麥價格的上漲幅度只有2.5倍,北方地區一碗面的價格卻上漲了4倍左右,其他與之相關的商品價格則上漲得更多。每一次糧食價格的上漲,從表面上看,都是農民受益,但最后的結果卻都是,農民的小麥沒有多賣多少錢,他們必須的其他生活品價格卻跟風猛漲,從而一次次地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拉大城鄉生活水平的差距。

  城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直接催生出了一個龐大的群體--農民工。在20世紀90年代,農民工開始大量涌現,那時,農民進城主要是因為農村勞動生產力得到很大解放以后,許多農民在種地之外經常無事可干。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農民已經逐漸適應了每家幾畝地的獨自耕作的生產方式,現代化的農機具和化肥、農藥等的大量使用使得農民從起早摸黑中解放了出來,農民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那時,在北方許多農村,農閑時,從村子東頭到西頭,擺的都是麻將桌,對此,包括農民在內,大家都感到不滿,但也都感到很無奈。在90年代初,隨著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和各種股份制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直接吸引了大量農民季節性地進城打工。那時,多數農民工進城主要是因為可以不用整天在家里閑著,而且在城里打工可以增加收入補貼家用。進入20世紀以后,農民工進城的原因已經完全變了。近十幾年,十幾歲的年輕一代農民進城主要是忍受不了農村生活的單調和清貧,忍受不了城鄉生活的巨大差距,他們希望進城去尋找人生的價值。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壯年農民進城則是因為生活所迫,因為守在農村,農副業的收入無法蓋起樓房、無法供養大學生、無法承受大病的侵襲,甚至無法供養孩子上中學。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其中,本地農民工9415萬人,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舉家外出農民工3279萬人。

  近些年來,有人提出,“農民工”這一稱呼的背后隱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視。實際上,叫什么都是次要的,那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叫法,如果農民工能夠獲得比較高的收入和社會保障待遇,農民工的稱號也許比“老板”更好聽。進城農民工,都是住著最簡易、最擁擠的房子,絕大多數沒有醫療、工傷、養老和其他社會保障,收入卻是最低的。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分割,直至2005年,農民工的權益沒有任何保障,他們沒有養老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因工致傷、致殘和致死的連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甚至諸多黑心的企業、雇主惡意克扣、拖欠和拒付農民工的工資。由此引發的農民工問題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學者將這一龐大的群體劃為邊緣人、弱勢群體,民間涌現諸多農民工維權斗士,媒體開始廣泛關注農民工問題,政府開始考慮農民工問題。受工資水平低限制,大部分農民工的月消費幾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費,在生病時,只有少數人會選擇去正規醫院,其他人大都選擇自己買藥治療或去個體診所。其次是居住環境質量差,近四成的農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體宿舍里,地方狹窄擁擠,室內骯臟零亂,除了被褥衣物,幾無他物。

  留守兒童是伴隨著農民工大潮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問題。“爸爸,你知道嗎,我一人在家時覺得很沒意思,如果您能每天回來和我聊聊天,給我講故事,我就會心滿意足。”這是留守兒童最想對在外打工父母說的話。200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關注留守兒童》的書,該書主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敬忠說,在2005年,全國15歲以下的留守兒童人數約有10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在逐年遞增,這些留守兒童多數現狀堪憂。在城市家庭對獨生子女百般呵護、百般寵愛的同時,農村的孩子卻不得不在忍受艱苦生活條件的同時,承受著長年見不到父母,得不到父母關愛的思想和感情痛苦。親情的缺失、成長和教育環境的不完整會影響到留守孩子的一生,從這個角度來講,農民工為了生活而放棄了未來,或者說,他們不得不放棄家庭和社會的未來。一些農民工將孩子帶到了城市或者在城市生下孩子,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由于農民工子女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孩子卻無法在城市得到應有的教育,一些愛心人士專門為此成立了農民工子弟學校,卻經常還受到相關部門的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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